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工作总方针是以田野考古工作为中心，以多学科联合攻关方式开展研究。9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介绍了项目第五阶段(2020-2024)开展以来取得的一系列重要进展。除田野工作的发现外，科技也帮助解开了诸多谜团。

国家文物局供图

陈星灿表示，测年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介绍，项目组突破常规检测方法，对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北方石城白灰面得以直接进行年代测定，为这一类建筑遗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支撑，为探讨中华明起源进程中的北方模式奠定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

同时，项目组使用了多种分析检测手段，如X射线衍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和碳稳定同位素分析等技术，与碳十四测年相结合，采用贝叶斯统计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测年结果进行分析，综合分析考古遗存年代，对重点遗址的关键时间节点探索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在石峁与三星堆遗址的测年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目前的研究初步确定了石峁遗址使用的开始时间可能早至公元前2200年，早期和中期的过渡时间约为公元前1890-1840年，晚期开始时间不晚于公元前1730年，结束时间约为公元前1620-1600年。三星堆四号祭祀坑的初步测年成果显示：通过碳十四测年，四号坑年代为殷墟四期，距今年代约3200年至3000年，与通过陶器判断的年代大致相当。

文明起源生业经济模式研究深入推进，利用同位素对古代人群迁徙与等级研究取得突破认识。

古人来自何方，吃了什么，都能从同位素分析中一窥端倪。

研究发现，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

中原及北方地区显示出明确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陶寺、二里头等重要都邑性遗址中，出现了果实类经济作物，这与同时出现的牛羊类次级消费品如奶制品、毛织品等相对应，显示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二次产业革命”。

长江流域在中下游分别有重要的水田遗迹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施岙、鸡叫城遗址的水田遗迹均显示，稻作农业发展是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复杂社会进程并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同的稻作农业模式与早期复杂社会结构存在共生关系。

古代人群食性和锶同位素示踪研究显示，新石器晚期各区域文明中，尚未出现较为明显的不同社会等级的取食结构差异。外来人口从二里头遗址开始才逐渐占有相对稳定的比例，并在发展到二里岗之后有显著的增加。普通人群同殉人之间不存在饮食结构的差别，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分化差异的表现形式不同。

动物资源利用在晋南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均体现出肉食和祭祀在资源管理和利用模式上的分化，因此，肉食资源利用模式的分化与演变将成为理解和描述文明起源进程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陈星灿说，中国新石器时代存在的几种生业经济类型与龋病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在距今5500年前后开始出现部分人群龋齿率异常偏高的现象，这意味着部分先民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消费含糖量较高的食物制品，应与社会复杂化背景下更精细的食物加工有关。

集中性的专门化和规模化生产是各区域社会复杂化的共同特征;而跨区域资源技术的整合是龙山到二里头阶段逐步形成更为广域复杂社会的重要原因和表现。

距今4300年以降的陶寺遗址已经初步体现出获得跨区域社会资源的能力。进入夏代的二里头遗址更是体现出有意识对不同区域的玉石、金属、特殊陶器等资源的管理和控制。权贵型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日益重要的贡献。

陈星灿表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借鉴西方关于文明和早期国家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古史记载，全面描述中华文明形成历程，以欧亚大陆的视野讨论中西互动对中华文明形成影响，在世界文明起源的背景下，讨论早期中华文明的特征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进程的认识。